晋商做茶商，做到了天下第一大茶商，通过茶为晋商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不仅靠的是晋商对生意的敏锐和勇敢。还离不开其对于产品的创新，有强烈的品牌意识性，同时有超前的经营方式，这些共同造就了晋帮茶商的辉煌历史。
创新产品形态
晋商在经营茶叶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茶叶的产品形态，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其中的关键，就是晋商按照市场的需求进行了对茶叶的处理和加工。
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这个就是晋商对所经营产品的一种有意识的加工。
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到这个时候，晋商已经开始打造具有自己独特特征的茶叶产品了，这一阶段，独立设立加工厂就是一个经营上的进步。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由于从前茶农交给晋商的散装品，体积大，重量轻，运输不便，且需将茶叶装入竹篓，踩压结实后，再行载运，颇有耗损。为了适应茶商的要求，而出现了砖茶生产。据说，湖北茶叶集散中心“洋楼峒（湘鄂边境）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商人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注：戴啸州：《湖北羊楼峒之茶叶》，见《国际贸易报告》1936年第5卷第5期“茶叶专号”。）。晋商又与这里的砖茶生产联系起来了，他们再一次充当了制茶新技术的传播者。在湖北的崇、蒲地方，红茶是由商贸的需要而兴起、而发展，又因商贸的需要而相应地转变其加工形式和制作手段。砖茶的出现应该说是晋商对产品形态的进一步创新。这个砖茶是晋商为应对流通需要而设计加工的，是晋商的独创。电视剧中的乔家商队从武夷山贩卖出来的上百船的茶叶，都是制作成一斤一两的茶砖。这样不仅便于运输，更利于保证茶叶品质。
晋商的茶叶生意以独特的模式影响了茶叶的加工生产，我们从晋商在茶叶经营过程中对产品的加工的变化上则可以看出晋商在做生意中所下的功夫。产品形态的创新在现代企业经营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晋商茶叶生意越做越大，产品创新应该是关键因素之一。
树立产品品牌
砖茶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晋商在创新茶产品的同时注意打造自己的品牌。
晋商在经营中注重为自己的产品树立一个品牌形象，这一点，在茶叶经营中有典型表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苏两国结束了二十多年的相互敌视和武装对峙，民间商业往来成为双方交友的一项主要形式，第一批到达中国的俄罗斯客商带来的采购清单中有一样特殊的商品——红梅牌砖茶，令他们失望的是不但市场上找不到这种茶，甚至众多的中国企业、连贸商人没有人知道这种商品产地在哪儿，是由谁生产的。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段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在这个时候许多山西人才第一次知道了在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曾经做着令后人难以想象的大买卖，一批山西商人的住宅被清理出来，对外开放，很多老字号被开辟为博物馆，在这个叫长裕川的茶庄中人们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家专营对俄、对蒙贸易的大商号，而当年他们向俄国输出的一种主要商品就是红梅牌砖茶。这就是那种颇具传奇色彩的商品，为什么俄罗斯商人对这样的商品情有独钟呢？甚至制造这种商品的商人已经消失近百年之后仍然会让他们念念不忘呢？
内蒙古作协副主席邓九刚：这个砖茶到了蒙古草原、西伯利亚，过去就不讲了，现在蒙古人包括呼和浩特只认川字茶，哪怕这个茶叶已经早就不知道变得什么人生产，内容、质量都已经变了，但是人们还认这个，这种深入骨髓的品牌简直让你赞叹，奇迹。
世界上有多少商品曾经享有过这样的荣誉呢？世界上有多少商号在消失百年之后还会被人以一种赞叹的口吻提起呢？这样的老字号不止长裕川茶庄一家，它们中甚至有一些直到今天仍在营业。
国际化经营
晋商以茶叶为产品形成了最早的国际化运作的特征。企业如何进入国际市场，其实，国际市场的需求是关键。晋商开发了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巩固了这个需求，因此，在几百年前就开始做自己的国际贸易了。
当然，茶叶生意之所以能够做成国际贸易，其基础是国际市场对茶叶的需求，但是，晋商心中无国界，眼中有市场，这也是晋商能够对茶叶进行国际化经营的一个原因。
据《山西外贸志》记载：在恰克图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
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巴尔讷多、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使茶叶之道增长到5150公里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常这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原先“大德玉”的基础上，道光六年（1826年）新建“大升玉”，道光二十年（1840年）增设“大泉玉”，同治五年（1866年）增设“大美玉”，光绪五年（1879年）增设“独慎玉”，形成常氏一门五联号进俄国的格局。并与国内字号“大涌玉”、“大顺玉”、“大冒玉”、“三德玉”、“保和玉”、“泰和玉”、“三各源”等，被统称为北常“十大玉”。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最能够体现出来晋商气质的，还是晋商不维艰险的吃苦精神。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等等。这些作为敬业精神，更是晋商经营茶叶成功的核心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