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过徽商，然则窃以为，最能体现中国精神特色的当以北方的晋商为代表。
第一，合和为本的儒商精神。
“合”即天人合一；“和”即人际和谐。前者昭示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当地自然资源的秉赋、条件的本事。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她“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于是，晋人就既做贩马的营生，又兼营盐的事业。如春秋时师从陶朱公范蠡的晋国人猗顿，就是把盐业做大、做强，“与王者埒富”的成功人士；又如战国时的段木干，就是顺势在贩马事业中发迹的大商贾。这种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顺天时、地利而成的思路，是儒商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由同为三晋商人的翘楚之一———白圭具体化为“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为商命题。而这一命题，也正与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所阐明的“比较利益原则”相切。就后者讲，则彰显了山西商人巧于利用人际关系的血缘、地缘特色而“为仁作义”的本领。山西人“齐家”的本事是很大的。然而，他们不仅仅在同宗、同族的圈子里打转，为了四处贸易货物，他们需要“走出去”，因而，他们也很会处理五姓杂处的地缘关系下的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刘、关、张三结义”的精神让山西人用在“商战”上也很奏效。山西人信奉“无网而不胜的道理”。“走出去”的山西人人生地不熟，但他们为人“活络”，擅长“关节”，很快就会融入当地的社区，他们的“团队精神”委实可圈可点。晋南是周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周太史史伯的“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想必让这些商人全都学去了。
第二，晋商恪守的真实信用的诚信原则。
孔子有言：人无信不立。这说的是做人必须讲一个诚信。诚者无伪，诚者不欺，诚则本真，诚则有信，诚即自然，诚则“止于至善”。晋商把这一原则也运用在了商业经营中，这就是被人们称道的商业中的“上帝的准则”。在晋商看来，以次充好，以劣充优，以假乱真，“骗了老张骗老李”的“一锤子买卖”，只能是自毁“金字招牌”，无异于堵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所以，他们诚集优质货，诚待天下客，以优质的“货真”和物有所值的“价实”服务于社会，周而复始地参与商业资本的良性周转和循环，从而集腋成裘，把生意做大。商业资本离不开诚信，银行资本更应是“无信不立”。山西“票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之所以东渡扶桑，西被东欧，南涉诸岛，“名誉著于全球”，就是因为他们谨守了“信用”二字。在山西“票号”那里，“信用”不仅仅是一种作风，而且是一种制度安排，这是保证其事业历久不衰的守护神。
第三，山西商人天生具有以政济财的政商意识。
山西商人成功者不少，然而我们发现，他们不但在商言商，也更“讲政治”。三晋大地夹在吕梁、太行两山中间，上承北京，下接西京安 。山虽高，但“皇帝”却“不远”，此“讲政治”之地缘优势也；三晋自古为法家人物，有如申不害、韩非子等才俊辈出之地，此“讲政治”之人文旺脉也。这种“统政理财”的做法，被许多人称之为晋商的“双向思维”。说到底，政治本来就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重商主义的创始人孟克莱贤有一篇文章就叫“献给国王与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他也确实把该文献给了国王和王太后，从而也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可见，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经营家们，就应该研究政治、利用政治、发展经济、振兴经济。
晋商之所以能积淀以上精神气质，这和他们在哲学世界观上恪守居庸处常、尚中贵和的中庸思想有极大关系。“庸”即人伦日常日用，孜孜于此，就会对人民生活、生计心怀殷忧，把淑世之情变成入世之行；就会以平常、平等之心接人待事，从而善于创建自己的新文化。“中”即“执两用中”，恪守“中道”，就会不傍不倚，胆大心小，独立自主，明智决策；就会克勤克俭，节用有度，讲求效益，精于算计，从而在励精图治中事业做大。但是，我们该如何竖起“社会道德规范”这杆人类进程中的红色“镖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