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商）道的主导者，是一个被称作“晋商”的大型商业团队。
晋商，是山西籍商人的简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商帮之一，其余三个商帮分别是：徽商、浙商、粤商（另一说是徽商、苏商、粤商），也有专家简单地将中国史上的商帮定义为两家：即晋商和徽商。
晋是一个很古老且吉祥的汉字。
“晋”字，小篆字形，从日，指追着太阳一直前进，本义:上进。
从周朝封唐叔虞于唐地建立晋国，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两晋的文化昌盛，再到唐五代时期“梁唐晋汉周”之后晋王朝，可见人们很愿意使用“晋”这个吉祥的汉字作为王朝的国号。
不仅如此，许多王朝的晋王即使不是皇储，便是地位非常尊崇的诸侯王，如隋炀帝杨广之前是“晋王”，宋太祖时封赵匡义为“晋王”，以及曹魏时期司马昭也是首先被封为世袭“晋王”后来建立晋朝等。
中国商人的鼻祖毫无疑问是猗顿（战国时期魏国即今山西省运城市临猗县人），那么晋商作为中国商人的典范，当然也以猗顿为圭臬了。
后人为了纪念猗顿对中国工商业做出的杰出贡献，将其故里命名为猗氏县（北魏太和年间设县制，1954年与临晋县合并为临猗县）。
明、清两代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晋商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而且远播欧陆。
晋商重商也重文，尤其注重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扬，这是因为春秋时期的晋国，是标准的“中原”。
不仅因晋国王室出身于周天子近支唐叔虞之贵胄，且因晋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天山西省全境、陕西省的黄河以西地区（渭南、延安、榆林、安康等）、河南省的大部（焦作、济源、郑州、开封、洛阳、安阳、新乡、南阳、濮阳等）、河北省的大部（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衡水等）、山东省的一部（德州、聊城、菏泽等）、内蒙古的一部（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当年晋国疆域达今天我国北方五个省（区）。
春秋时期，晋国与楚国在今河南省许昌、周口、濮阳等地形成对峙和拉锯之势，“晋楚之战”打了160余年，基本上晋国取得了绝大多数的胜利。
晋国当时代表中原文明和华夏文化的重要标志，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桐叶封弟”、“退避三舍”了，也是中国古老的诚信文化之肇始。
虽说“春秋五霸”有多种版本，但晋文公重耳是其中最无可争议的一位。晋国，一度是先秦史中“中原”的地理、文化、政治等诸方面的代称。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中国历史进入更为波澜壮阔的“战国时期”，而被称作“战国七雄”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强盛大国中，有三个（韩国、赵国、魏国）便是直接从晋国分化而来的兄弟之邦，也都完全奉晋国为文化母体。
因此，以春秋霸主—晋国命名的商帮“晋商”，天然就有华夏文明的基因和记忆。
晋国疆域图
一句“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谚，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和故乡情怀。
在中国人或者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的东亚诸国人中，户籍登记是一项很重要的制度，其中的“祖籍”、“籍贯”或“本贯”、“外贯”则是“重中之重”，它反映出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东方民族对地缘、血缘、亲缘的独特理解和认知。
事实上，由于作为表里山河的山西，全境基本都在太行、吕梁等大山以及黄河等天堑的拱卫之下，肥沃的涑水河谷地、汾河谷地、沁河谷地、桑干河谷地、滹沱河谷地等，则为这里的人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活和生产要素。
晋商的产生，并非山西人天生就怎么样，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产物。明清两代晋商得到迅猛发展，与历史人文变迁有关，也与驻军和移民有关。
隋唐以降，特别是随着隋炀帝兴修京杭大运河，江南地区被大规模开发，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位优势地位开始动摇，尽管唐朝以及五代十国的多个朝代和割据政权，发源地均为太原，太原也因此有了“龙城”的美誉。
但北宋太宗赵光义一把大火毁掉太原城，标志着山西作为古代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落幕，辽、金、元时期的山西，北部或者全境都在契丹、女真、蒙古人统治之下，作为传统中原的山西已然光芒不再。
西方的地理决定论用在山西身上，似乎颇为恰当。
当中原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元朝以后固定在北京（元、明、清均定都北京），经济中心逐渐固化于有舟楫之利的江南和华南时，山西似乎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这时候，历史的选择出现了：明初为了防御来自北方残元势力的威胁，在交界地方设立了九镇（或称“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太原和固原 9镇，每镇辖若干卫、所、关、口、寨、营、堡等。
仅大同镇就常驻军13万人，太原镇驻军7万人，如此众多的军人及其家眷的后勤保障、日常生活等等，的确成了大问题。
勤劳而不惜力的晋商出现了，他们最初是在军营附近售卖些针头线脑、零食小吃之类，后来随着战争的需要，开始应政府之请筹备军粮、马匹、骆驼乃至制作武器的金属、木菜等等，久而久之，因为山西人与生俱来的忠诚、善良、勇敢、精细、讲信用等性格品质，使得生意越做越大。
明末，辽东镇的晋商已成为明朝与后金两方军民物资交流的必不可少的媒介与载体，宣府（今河北张家口）镇的晋商出现了“八大家”之说。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在明代与残元势力鞑靼、瓦剌的贸易交往中，已经涌现除了一批山西巨商。
据清道光《万全县志》记载:“（明末）八家商人者,皆山右（山西之别称，该古代坐北朝南，山西位于太行山以西即右侧，故为“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是说明后期开边互市后，有上述8家晋商，他们的名字连蒙古各部首领和满洲贵族都知道，可见其生意规模。
清入关后，顺治帝曾接见8家晋商并封官许愿，但他们坚辞不受，只愿意专营贸易。
清朝初期康雍乾三代多次远征西北，晋商担负了转运粮草的任务，不仅完成了任务，还为国库节约了巨额费用。
晋商通过诚实守信的经营活动以及精细的商业运营管理，为清廷统一西北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而被清廷特许在进军沿线地区从事贸易，交易基地随大军推进而延伸，晋商终成巨大商帮。
为了振兴边疆地区贸易、稳固多民族统一国家，清廷本着让利于商、让利于各部族的原则，对贸易货物始终维持税制上的优惠，只征收很轻的厘税，在这方面晋商配合中央政府也做出了很大的利益牺牲。
尽管在具体商业运营中，不可能做到每一位商人、每一笔交易、每一次的结算都能够让买、卖双方皆大欢喜，但总体而言，晋商依靠千百年来积累的诚实经营理念在边陲地区站住了脚跟。
事实上，近现代历史上的晋商，是一个以山西籍商人为主的跨地域的商业巨贾集团，广义的“晋商”，还包括了今天河北张家口行政区域的“口商”，还包括了今天内蒙古行政区域的“蒙商”，以及今天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西府商人”，因为上述地方在口语上基本都属于“晋语系”范畴。
口语的接近必然带来生活习惯、心理甚至饮食方面的相似性，比如今天内蒙古西部地区、河北省北部地区、陕西省北部地区乃至甘肃、宁夏部分地区仍然习惯听“山西梆子”（晋剧），习惯制作和食用与山西类似的面食、杂粮制品等。
清朝和民国，山西省辖四个道：即冀宁道（道尹驻阳曲）、绥远道（道尹驻归绥）、雁门道（道尹驻代县）、河东道（道尹驻运城）。其中的绥远道，包括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等地方，绥远道治所归绥就是现在的呼和浩特市。
在今天的山西省以外，受晋商影响最深的地方莫过于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1947年5月1日）这个我国最新的省级行政区之一的地方。在那里，有超过一半人口讲晋语，有超过一半人的祖籍来自山西。
此前，这个省级行政区的主要部分分别归属于山西省、河北省和东北三省。
明初，大量人口从山西被迁徙到全国各地，客观上也促进了晋商的产生和发展。那时候，跟随大量移民脚步的，除了押解的官兵，还有沿途保障吃喝的小商贩们，那些不知姓名的众多的山西籍小商贩，几乎从移民一出发就跟上，一直到达官府指定的迁徙目的地。
很多山西商人原本打算跟着大队人马挣点小钱儿糊口就得了，结果有些生意做得蛮好，到目的地以后一下子常驻甚至定居下来，久而久之便落地生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