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中国辛亥革命后，广袤的中国传统疆域之边陲地带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外蒙古库伦的第八世哲布丹尊巴呼图克图悍然在俄国撺掇下宣布“独立”，并立即与俄军一道出兵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这两个清廷参赞大臣治所。

几乎与科布多城（1731年雍正九年建城，为参赞大臣住所，管辖以阿尔泰山为中心的蒙古高原西部及准噶尔盆地北端的额尔齐斯河流域，直至斋桑泊的近4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被强占的同时，同样在沙俄的撺掇下，宣告“独立”的外蒙古地方当局居然宣布将拖欠晋商“大盛魁”的600万两白银债务也“一笔勾销”。

外蒙变乱的时候，科布多城和附近旗县进行正常经营的800多名晋商被抓，大部分人被用辫子拴在一起被强制解送到俄国，分散在西伯利亚的乡村里。

他们在俄国住了一年多，后来由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把他们解救回国。

在这一场外蒙古“独立”闹剧中，大部分旅蒙晋商商号纷纷破产，当时从事对蒙商贸的28家商号中的27家因此立即倒闭。

唯一没有宣布倒闭的“大盛魁”也风雨飘摇。

这里，反复提及的“大盛魁”商号系清代晋商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二万头，商业活动地区遍布蒙古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

“大盛魁”的初始创办人是三位名不见经传的山西小商贩——在康熙年间清廷平息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时，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

三位分别来自山西太谷人王相卿、祁县的史大学和张杰，他们作为随军商贩，为清军提供粮秣等后勤供给，后随着战事发展，他们也根据蒙古人民和汉人的物资需求，开始进行以物易物贸易。因为不辞辛苦，加之商业头脑足够，且敢于冒着一定的生命危险做生意，在雍正年间于万里茶（商）道重要节点之一的山西右玉杀虎口组建了股份制企业——“大盛魁”商号。

后来，随着业务的急剧扩张，“大盛魁”总号迁至乌里雅苏台，嗣后又迁至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商号对于诚信经营有着极其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大多数基层蒙古人和汉人很少读过书，因此更要童叟无欺。

不仅如此，“大盛魁”在内外蒙古各旗县的营业网点员工，虽然多数来自山西，但都被要求学习掌握蒙语，以便利交流。

“大盛魁”极盛时，几乎垄断了外蒙古地区的全部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或客户，“大盛魁”贩运或经手的茶叶，在蒙古高原上几乎等同于“硬通货”。

清朝末期，随着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开通，以及从上海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海港的海运业日渐兴盛，在茶叶、皮货、布匹、丝绸等商品的竞争中，俄罗斯商人渐渐取得了一定优势，尽管如此，“大盛魁”因为深耕蒙古高原近200年，且有着别人无法撼动的商业网络地位，所以依然具备强有力的竞争力，也获得了不菲的利润，也因此在外蒙古被沙俄策动“独立”后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时，受命于危难之际而走马上任的大盛魁新任大掌柜（晋语系方言，是票号、商号的总管、主事者职务名称，即今天的公司“总经理”或CEO）是段履庄（山西祁县人。1874年-1940年，从大盛魁小徒弟做起，干到大掌柜）。

上任不久的1919年，段履庄便以高级顾问之一的身份，随时任北洋政府陆军次长、“西北筹边使”徐树铮之第三混成旅开赴库伦，大盛魁再次担任为部队收复中华疆域提供军需的重任。

转眼间到了1937年，日军占领绥远。

得知大盛魁、段履庄在内外蒙古商界的巨大威望后，日本特务机关负责人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面组织维持会，结果被段履庄以年老多病、终身奉信佛事为由的严词拒绝。

1939年，日本宪兵队特务构陷段履庄，称其资助蒙古族青年逃往后方抗日，朋友担心他遭日本人报复，劝他逃离归绥出外躲避，段履庄谢绝之余说道：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何惧之有！

1940年，段履庄被日军秘密逮捕，遭受酷刑折磨，但始终不肯妥协。97天后，被营救出来时，已经是遍体鳞伤口不能言，弥留三日后去世，死不瞑目。

歇业后的大盛魁一直处于半关门状态，一直到1947年彻底关张倒闭。